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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事例!

求“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事例!

意思是在德操大节上不要超过界限,在细微小节上有点出入是可以的.
事例很多阿,比如明朝的张居正,万历前十年全靠张居正辅国,而张本人生活并不十分检点,张居正死后大明朝就开始垮台了。再如扪虱谈天下的王猛。细枝末节的东西并不能否定人整体的能力。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阮籍了,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蔑视礼教,放荡不羁,鄙视权贵,而阮籍丧母呕血三升,事后不服丧,饮酒吃肉如常,有人非议,司马昭反而说谁能做到阮籍这样的真孝才有资格非议。其实竹林七贤基本都是这类人物...

2,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何处/

【原文】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说解】
  子夏所论得中道。君子或有小节不拘,或有惭德不佳,但大德不可失。
  《宋史·列传》(卷一百七十七)载文天祥事,说:“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这便是“小德出入”。但是到了元兵南下,有诏命勤王时,文天祥表现了一个士大夫的“大德”:“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每与宾佐语及时事,辄流涕。”被元兵俘获后,始终不屈,从容就义。“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以他的气节为子夏这句名言做了真切的说明。
  有意味的是,子夏所论,在宋明理学那里遭遇不同意见。
  《论语集注》引吴氏曰:“此章之言,不能无弊。学者详之。”
  《朱子语类》:“大抵子夏之说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处。然既是有力不及处,不免有些小事放过者,已是不是,岂可谓之‘可也’!却是垂训于人,教人如此则甚不可耳。盖子夏为人不及,其质亦弱,夫子亦每捉他,如‘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无欲速,无见小利’之类。”
  《论语集释》引清初经学家李颙《四书反身录》说:“自处则大德固不可逾闲,小德亦岂可出入?一有出入,便是心放,细行不谨,终累大德。”
  这类后儒意见,都属于“道学家”面孔。按照这些说法,文天祥岂不也成了不合格的人?朱子很了不起,但是与《论语》圣贤比较,还是可以看到做作处,与先秦圣贤的浑朴天成还是有距离的。如前引李二曲先生,就有不少忮刻处。以至于连《四库总目提要》都要批评他说:“颙之学本於姚江。书中所载,如《大学》‘格物’之‘物’为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又谓‘明德与良知无分别。念虑微起,良知即知善与不善。知善即实行其善,知恶即实去其恶。不昧所知,心方自慊’云云,其说皆仍本王守仁。又书中所引吕原明渡桥,舆人坠水,有溺死者。原明安坐桥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谓未尝动心。颙称其临生死而不动,世间何物可以动之?夫死生不变,固足徵学者之得力。然必如颙说,则孔子之微服过宋,孟子不立岩墙,皆为动心矣。且‘厩焚’必问‘伤人’,‘乍见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舆夫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动,此乃原明平时强制其心而流为溪刻之过。颙顾称之为不动,则於告子之不动心何异乎?是亦主持太过,而流於偏驳者矣。”岂仅“偏驳”,若书中所谓“吕原明”,已经堕入魔道,而李颙称赏之。这类行径都已经距离先儒圣贤公道仁心很远很远了。
  孔学愈往后来,道德的悬格愈高,也愈是被人推演到极端。孔学讲“君待臣有礼,臣事上以忠”,后儒就要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孔学讲“父亲有错也有劝谏”,后儒就要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孔学讲“小德出入可也”,后儒就要讲“小德也不能出入”。这就是儒学流变。后人又每每将流变后的儒学荒谬的一面推倒儒学整体头上,有时甚至直接算到“孔老二”头上,这是非常不公正的。儒学的光荣,有后儒的教化之功,但儒学的式微,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后儒的极端化倾向。
  子夏可能有细行不良的纪录,所以得到老师的批评。但是他对传播孔学功勋甚巨。“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一语,更得中庸之精髓,特别富有现代道德价值,应是传统中极为珍贵的道德资源,值得现代士大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