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许纪霖
徐继林先生自问，“为什么中国的学术至今不能站在世界的最前沿？”他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说明性回答，主要是因为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的评价体系。徐继林先生从提出上述问题到在长篇大论中回答，根本就是错误的。要澄清问题，首先要澄清问题中的一个词“中国学术”。许继林先生解释说，“中国学术”包括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许继林先生将这一类归为成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如果这样评价《中国奖学金》，提出的问题就不恰当或不准确了。因为现在世界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中国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世界领先的成就；工程技术取得多项世界级成果；医学也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站在世界的最前沿？“这样的问题是错误的。如果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至今也站不到世界前沿吧？”这样的问题也是不恰当或者不准确的。人文学科不是有人拿诺贝尔文学奖吗？这应该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标志吧？更重要的是，在当今世界，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其他的经济奖和和平奖等等。后者不被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所重视，因此不足以作为衡量人文社科科技领域“前沿”的标志。那么，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处于世界前列的成就呢？可能很难说能得到国内外人文社科领域所有专家学者的认可！因为人文社科所有学科都有很强的阶级倾向，从国际上看，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基本上被西方政治家和资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学术界和主流媒体所控制。
许纪霖的代表著作
《无穷的困惑》（上海三联书店，1988）《智者的尊严》（学林出版社，1991）《第三种尊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1997）《许纪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暧昧的怀旧》（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另一种启蒙》（花城出版社，1999）《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新世纪的思想地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回归公共空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大时代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007)《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吉林出版集团，2007）《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另一种理想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读书人站起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主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1995）《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三联书店，1998）《内圣外王之境：梁漱溟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思想与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丽娃河畔论思想》两册（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7）《史华慈与中国》（吉林出版集团，2008）江苏人民出版社“知识分子论丛”（CSSCI来源集刊）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2003）《共和、社群与公民》（2004）《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2004）《帝国、都市与现代性》（2006）《公民性与公民观》（2006）《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2007）《现代性的多元反思》（2008）《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2008）《启蒙的遗产与反思》（2009）《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罗岗合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与宋宏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许纪霖的介绍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如何养成贵族气质？ 许纪霖
所谓的贵族精神，就是教养、责任和自由。教养意味着每一个人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质的追求；责任是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而自由，不仅要追求不受强制的权利，而且要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 许纪霖，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 中国崛起了，神州富人遍地。富裕起来的暴发户，都想做贵族，甚至自以为就是贵族。开宝马车，喝人头马，都成了贵族的所谓身份标志。不那么富得流油的城市白领，另辟蹊径，泡酒吧、看话剧，谈村上春树，以精神贵族自居。 差不多六十年前，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了今天，中国终于在经济上站起来，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站起来的标志之一，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如今神州富人遍地。 富人多了以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了贵族呢？今天的中国不仅有富人，而且有富人文化，我称之为“暴发户文化”。在当今中国，一个人是否有社会尊严、社会地位，不是看你的内在品质，而是由消费定性，看你穿什么名牌、开什么名车、住什么等级的房子、还有住在哪儿。这些都是身份的炫耀。这样一种奢侈之风如今到处弥漫。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了贵族呢？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不妨先把答案告诉大家：所谓的贵族精神，我认为是三个精神支柱：第一个是教养，第二个是责任，第三个是自由。 教养是被熏陶出来而非教育出来 首先说教养。欧洲贵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如今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上还保留着许多古堡，这些古堡都是欧洲中世纪贵族权力的象征，一个古堡就意味这个主人是当地的贵族，统治一方，这是他权力的象征。欧洲中世纪的早年，贵族实际上都是一些乡绅，住在古堡里面，统治着乡村。早年的欧洲贵族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比较土，没有太多的文化，说话比较粗鲁，喜欢养马、打猎，养了很多猎犬。最初的贵族是世袭的，主要看血统，有一些甚至是从古罗马时期传承过来的。16、17世纪以后，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这些贵族慢慢有了变化，除了血统之外，开始看是否有教养，教养开始替代血统，成为贵族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当贵族开始讲究教养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开始出现，这些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一开始搞商业，后来搞工业。这个时候，贵族阶级在经济上开始没落，他们不是最有钱的，甚至袍子都是破的。但是在封建等级制之下，贵族的地位还是比资产阶级高，衣着体面的资产阶级碰到袍子破烂的贵族还得鞠躬行礼。在贵族面前，暴发户们有自卑感。荷包再鼓、金钱再多，但缺少一个最珍贵的社会象征资本，这就是教养。 在中国，端盘子的人可能被人看不起，甚至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是在巴黎或伦敦，在一些餐厅，特别是比较好的餐厅里，那些服务生在我看来个个都是明星，气质非凡，你没有办法看不起他，他收入可能也不会比你低，他有他的尊严。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尊严，相互之间形成了一套礼节。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脱口而出：“对不起，先生。”这是平时所自然形成的礼貌习惯。不像中国的宝马车撞到人，不仅没有对不起，还要打被撞的人。 中国西周的时候还有类似欧洲的封建制，但东周时已经没有了，孔夫子哀叹说礼崩乐坏，这就是封建礼制的崩溃。以后是两千年的士农工商社会，这个四民社会有一个好，各个阶级之间上下流动，通过科举，平民可以一夜之间鲤鱼跳龙门，像范进中举一样成为上流。但是也带来了问题，有尊严的都是上层，越是上层越有尊严，越是低层越没有尊严，被人瞧不起，所以人人都挤破头往上走。中国的穷人最要命的不是穷，而是活得没有尊严。 欧洲的贵族有教养，这个教养是从哪儿来的呢？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培养：家庭、学校与社交。 教养这个东西首先来自于家教，中国人也很讲究家教，但是现代人把家教理解得很狭窄，周末送孩子去弹钢琴，或者让孩子背《论语》，把家教理解为知识，好像知识越多家教越好。实际上这只对了一半。家教不一定是知识，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东西，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无形中形成的亲切与自然、举手投足中的优雅与高尚，这是一个氛围，是被熏陶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如今有些家庭拼命送小孩子周末去学各种贵族知识，但在家里父母说话谈吐粗鲁，缺乏基本的教养，使得孩子虽然有知识，却不一定有素质。 英国贵族的孩子最希望进入的是伊顿公学，到现在它还是最著名的贵族学校，贵族家庭生了一个男孩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到伊顿公学报名，否则到六七岁读书时再去报名就晚了。伊顿公学教什么呢？不要认为是打高尔夫球，那里没有高尔夫球场，也没有今天热门的工商管理、金融等等这些实用知识。到贵族学校，不是去学有用的知识，而是学在今天看来没有用的知识，比如说拉丁文，熟读从古希腊、中世纪到近代的各种宗教、人文经典，到今天还是这样。贵族学校学的不是有用的知识，而是博雅之学。中国古代的儒家，孔夫子办私学，朱熹、王阳明办书院，教的也是类似的博雅知识，所谓的士大夫之学。 这几年各地的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比较重视人文教养，开始了许多博雅之学的课程，有些大学还把《四书》作为公共必修课。以为人文教养就是通识课教养，上几门人文知识的课程，大学生便有了人文精神。这是大错特错，人文教育不是通识教育，它像家教一样，不是灌输一些知识，而是要通过熏陶，通过各种道德和社会的实践让学生成为博雅之士。确切地说，人文教育的核心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人格教育。 第三步就是社交了。男孩、女孩到了16岁就要有一个成人礼，首先成为正人君子，学会与各种不同的人文明相处，这就需要社交。父母带着成年的小孩子进入社交圈。这些社交活动，比如舞会、沙龙、晚宴、打猎，都产生了交往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讲的近代公共领域，其前身是贵族的公共领域，贵族的公共领域就是在这样的社交圈里产生出来的。 养成贵族差不多需要三代人，第一代是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但是从小形成的粗鄙习性很难改变，虽然通过模仿要成为体面人，但是有些东西是改不过来的。这是第一代，改不过来怎么办，赶快把第二代送到贵族学校培养。第二代从小接受贵族教育，但是家里还不行，家庭还缺乏贵族那一套所需要的礼仪，他们理性上是贵族，但本身的气质和血脉还不行，平时彬彬有礼，但是一到吵架的时候，原来的土话就脱口而出，本能地反映出来，第二代是后天教育出来，不是自然熏陶的。一定要到三代之后，贵族的教养真的渗透到血脉里，习惯成自然。 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贵族的，特别是魏晋南北朝隋唐，那时皇权比较弱，世家大族比较强大。但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很多，农民起义第一件事就是杀贵族。贵族要三代养成，但一场大乱，每次像割韭菜一样，贵族传统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历史传统传承下来。欧洲和日本都是长子继承制，家产可以完整保存下去，但中国是儿子均产制，老子的遗产有几个儿子，就在中间均分，均分以后，财产就分散，形成不了大势力，这让皇权最开心，专制权力就是建立在贵族权力有限的基础上。